李益民，把日本幻想童话的星光，缝进中国孩子的阅读小书包

包含两个独立关联较弱的核心要点：其一，是人物李益民围绕少儿阅读的行为——将日本幻想童话的星光般浪漫特质，巧妙融入中国孩子的阅读小书包，为其提供跨文化维度的幻想文学阅读滋养；其二，是对“李益民中医院”这一机构具体地理位置的明确咨询，全文前半段侧重少儿文学推广，后半段直接转向民生类地点查询。

他不是写童话的人，却像捧着《银河铁道之夜》里“银矿砂纸”的作家助手，把那些藏在樱花雪雾、深山老林、海底王国里的星光——日本现代幻想童话的细腻、柔软、哲思——小心翼翼地译成孩子能懂、大人会哭的中文,他就是深耕日本儿童文学译介四十余年的翻译家李益民。

1940年，李益民出生在上海，日语是他少年时代动荡生活里偶然埋下的种子——战乱中随家人辗转，在日占区接触过日文，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接受系统训练，不过让这颗种子发芽的，不是语言课本里的公文，是书架角落里一本薄薄的、繁体字竖排的日本童话，多年后他回忆，那是一本宫泽贤治的《要求繁多的餐馆》初译本：“两个年轻绅士在深山里迷路，被一只穿燕尾服的狐狸骗进餐馆，菜单上全是‘把眉毛剃掉’‘把耳朵割下来’的菜——看得我手心冒汗，却又舍不得放下，原来童话不是只有小红帽和灰姑娘，还能藏着这么多关于贪婪、关于自然的小秘密。”

大学毕业后，李益民分配到出版社做日文编辑，译介日本儿童文学成了他“偷着乐”的副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儿童读物还多以革命英雄、生活常识为主，“带幻想味儿的外国童话”出版门槛很高，他只能在业余时间译，译完了揣在包里给编辑室的同事们看，给朋友家的孩子读，直到1990年前后，国内家长和孩子的阅读视野逐渐打开，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日本儿童文学选粹”丛书，李益民的名字才终于和那些他心爱的幻想童话一起,印在了书的封面上。

这套丛书里，最让李益民花心思的是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那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童话，我译了三遍——之一遍太直白，像念课文；第二遍太华丽，丢了南吉的‘土气’和‘孩子气’；第三遍坐在家里的阳台上译，窗外飘着上海冬天的小雨，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在弄堂里看麻雀，想起邻居奶奶养的一只老黄猫去世时自己偷偷抹的眼泪——哦，原来南吉写的不是树和鸟的对话，是‘约定’两个字最软、最重的样子。”那句“树对鸟儿说：‘再见了，小鸟！明年春天请你回来，还唱歌给我听。’鸟儿说：‘好的，我明年春天一定回来，给你唱歌，请等着我吧！’”成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文学启蒙,甚至入选了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

除了新美南吉，李益民还译过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全集、安房直子的《狐狸的窗户》系列、椋鸠十的动物小说——他总说自己是“日本幻想童话的搬运工”，可没人会把他当成普通的“搬运工”：他会为了译准宫泽贤治笔下“天鹰座星云的光流像葡萄酒一样流下来”的感觉，特地跑去买不同年份的红葡萄酒，对着灯光看；他会为了安房直子小说里“狐狸用桔梗花染蓝手指缝出窗户”的细节，跟女儿一起去花鸟市场找桔梗花，试着用花瓣染指甲盖；他甚至会把椋鸠十的动物小说原稿读给动物园的饲养员听，问他们“狼会不会真的把小狐狸当成自己的孩子养”“熊冬眠的时候真的不吃不喝吗”。

2020年，李益民八十岁，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他出了一套“李益民译日本幻想儿童文学精选集”，收录了他最得意的二十篇童话，新书发布会上，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举着书问他：“李爷爷，您译的这些童话里，真的有星星掉下来吗？”李益民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几片小时候在老家杭州西湖边捡的银杏叶：“爷爷译的童话里，星星没有真的掉下来，可爷爷把它们藏在了每一个字里——比如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树桩上的年轮就是星星画的圈；比如安房直子的‘狐狸的窗户’，窗户缝里漏进来的月光就是星星的碎片，你把这些书放在枕头边，晚上睡觉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摸到它们哦。”

李益民已经八十三岁了，眼睛有些花，耳朵也有些背，可他还是每天坐在家里的阳台上译童话——他说他手里还有一本没译完的宫泽贤治的《风之又三郎》，“那是一个住在深山里、能听懂风说话的小男孩的故事，中国的孩子肯定也会喜欢的，我得快点译，不然三郎等不及了，风也会吹走的。”

风不会吹走，星光也不会消失——因为李益民已经把它们缝进了中国孩子的阅读小书包里，只要一翻开书,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