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里的第三只眼——记贵州松桃太平营街道红岩村乡村医生黄振国

本文以“山坳里的第三只眼”为题，聚焦贵州松桃太平营街道红岩村乡村医生黄振国（注：原文末尾“济南”疑表述有误，本文以正文核心信息梳理为主），作为扎根山村的健康守护者，他常年背着简易药箱穿梭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道，密切关注着家家户户的身体情况，为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提供基础诊疗、健康监测、用药指导等服务，用细致填补基层医疗的细微空白，用脚步丈量着沉甸甸的医者责任。

清晨六点的贵州松桃太平营，薄雾刚把红岩村的青瓦木楼浸得半湿，一辆刷着白漆、贴满红底白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旧电动三轮车，已经“突突突”碾过青石板村道，停在独居老人李大爷的院坝头，车斗里的药箱、听诊器擦得锃亮，裹着军大衣的中年男人摘下头盔，露出晒得黝黑、眼角爬着细纹的脸——这就是红岩村村民们念叨了二十八年的“黄医生”,今年54岁的黄振国。

1996年，刚从松桃卫校毕业的黄振国，本来已经拿到了县城医院的实习通知，可回乡探望生病的奶奶时，他在去乡卫生院的山路上，遇到了挺着八个月大肚子、疼得蹲在田埂上打滚的张二嫂，那时候的红岩村，离最近的太平营卫生院有十二公里，全是绕山的烂泥路，靠两条腿得走两个多小时，那天如果不是黄振国懂点基本的助产护理，用随身带的应急包帮张二嫂稳住了胎位、拦到了一辆路过的农用车，后果不堪设想。“要是村里有个能守得住的医生就好了。”送完张二嫂回来，坐在奶奶的病榻前，听着村支书和围过来的村民唉声叹气，黄振国咬咬牙,把县城的实习信撕成了两半。

撕信容易，守山难，最初的十年，红岩村没有卫生室，黄振国就把自己家一楼的堂屋改成了临时诊室：一张八仙桌当诊台，两个旧木柜当药柜，一张竹床当留观床，冬天，堂屋漏风，他就用旧报纸糊上窗户，给来看病的老人小孩烧起柴火；夏天，蚊虫多，他就在诊台周围挂起蚊帐，自己守在外面抓蚊子，村里的孩子怕打针，黄振国就提前准备好自家种的橘子糖，哄着笑着给他们扎；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他就背着药箱上门，最远的那户人家在山顶，来回要走四个小时，泥路滑的时候，他摔过无数次跤，膝盖上的旧伤新痕叠在一起,像一张皱巴巴的地图。

后来，国家政策好了，村里盖起了标准化的卫生室，黄振国也成了一名正式的乡村医生，但他的工作，却比以前更忙了，现在的他，除了给村民看病抓药，还要负责全村1200多口人的健康档案管理、慢病随访、疫苗接种，还有孕产妇和儿童的保健，为了能随时掌握村民的健康状况，黄振国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山坳里的第三只眼”——白天，他开着电动三轮车在村里转；晚上，他坐在卫生室的电脑前，把白天收集到的健康信息一一录入健康档案系统；村民们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急事，不管是深夜两点还是春节除夕，只要一个 ,他立刻就能赶到。

去年冬天，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黄振国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背着消毒壶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消毒；然后挨家挨户给居家隔离的村民测体温、送退烧药、送生活物资；晚上还要在村口的卡点值班，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那段时间，他整整瘦了八斤，眼睛熬得通红，可他却说：“我是村里的医生，守好村里的每一个人，是我的责任。”

二十八年过去了，黄振国的旧电动三轮车已经换了三辆，药箱也换了十几个，但他那颗为村民服务的心，却从来没有变过，他常说：“只要村民们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守在这里，直到我走不动的那一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