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弘，站在数字与实体的桥梁上 叩问共生型治理

学者马弘，长期站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社会、产业深度交织的时代桥梁上，以独特视角叩问并探索两者融合语境下的“共生型治理”新范式——不是简单的技术赋能或监管适配，更可能涉及打破主体壁垒、重塑规则框架、构建价值共创的协同生态，为破解当前数字转型中的割裂痛点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思考起点与实践探索方向。

当平台经济从“野蛮生长”转向“合规发展”的深水区，当数字技术不再是“悬浮于空中的加速器”，而是与实体产业、就业民生“嵌得更紧”的时候，总有一双学者的眼睛，在拆解数据的冰冷逻辑之余，触摸经济运行的肌理温度——这双眼睛，属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马弘。

初识马弘的公众,大多是从他在媒体上关于“数字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专精特新‘数字赋能路径’”“地方 如何拥抱平台经济而非排斥”的论述开始的：他的表达没有堆砌的公式，却能用“骑手的算法不是单纯的效率机器”“中小微企业用平台工具，就像当年买拖拉机一样平常但关键”这样的比喻，把艰深的产业经济学、数字经济学理论掰成普通人能懂的“人话”，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用语言和文字搭建数字与大众认知桥梁的学者，最初的学术训练是“最硬核”的实证宏观经济学——芝加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他曾在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做过研究，研究数据是海量的美国产业面板，研究工具是复杂的计量模型。

从“宏观数据的‘解剖师’”到“数字与实体共生的‘守护者’”，马弘的学术转向，源于回国后的一次实地调研，2017年，他带领学生到浙江义乌调研小商品市场，亲眼看到一个做发夹的夫妻店，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把一个成本2毛钱的发夹卖到了亚马逊全球前1000名的美妆类目；也亲眼看到，凌晨两点的义乌物流园，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司机挤在平台设置的临时休息区啃泡面——一边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小人物的大生意”，一边是数字劳工面临的“算法枷锁与现实困境”，这种强烈的反差，让马弘意识到：经济学不能只停留在“GDP增长、效率提升”的抽象目标里，还要追问“增长给谁、效率由谁承担代价”。

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马弘把研究重心从“纯宏观数据”转向了“微观主体的数字实践”，他没有坐在象牙塔里看论文，而是组建了由光华师生、业界人士组成的调研团队，跑遍了浙江、广东、江苏等数字经济发达的省份，访谈了超过1000名数字平台从业者、中小微企业主和地方 官员，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数据和案例，基于这些调研，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观点：比如数字平台不是“天然的垄断者”，而是“双边市场的组织者”，治理的核心不是“拆分平台”，而是“防止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构建平台、商家、消费者、劳动者四方的共生机制”；比如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能“贪大求全”，要聚焦“痛点环节”，用“低成本、轻量化、可落地”的平台工具赋能；比如地方 对待平台经济的态度，应该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为平台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搭台铺路”，而不是“设卡阻拦”。

马弘的观点,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也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他曾多次参与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的政策咨询会，为《数字经济促进法》《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等法律法规的出台贡献了智慧；他还牵头成立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数字经济研究平台，为企业和地方 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马弘也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他的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会把自己的调研案例和行业前沿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分组讨论、共同分析，他经常对学生说：“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你们做研究，不仅要追求学术上的严谨，更要关注社会现实，为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站在数字与实体的桥梁上,马弘还在继续叩问“共生型治理”的答案，他相信，只要各方共同努力，数字技术就能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有力工具，而不是“拉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的诱因，这不仅是一位学者的学术理想，更是一位中国人的家国情怀。